玉米育种以“产量为纲”是倒退

　　*近（4月6日），有人在网上传了一篇议论文，称玉米品种审定标准必须以“产量为纲”。口气不容置疑，却显得忧虑过度，有失水准。讨论育种标准应当去一线调查研究，与用户和科技人员交换意见，并了解玉米育种的历史沿革。深一步说，要从产业发展层面理解品种准入制度改革的意义、难度和可采取的路径。

　　这篇文章想要给育种者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明显是拉着好不容易启动的品种审定制度改革，育种方向改革和技术路线创新向后倒退，重新回到违背科学理论，脱离市场，背离农民和生产需求的轨道去。它所能起的作用是阻碍种业政策和技术的改革与创新，那样的话，中国种业将没有竞争力，没有未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此不要做狭隘理解。现在已经形成市场经济倒逼玉米育种方向和育种标准改革，育种技术路线和种质必须创新的新局面，企业即使不想改革和创新，也得被历史潮流裹挟着往前走，没有退路。我国玉米育种要从对理论的误解中摆脱出来，必然有一个调整方向和转折的过程。企业向错误方向投入越多，离市场目标就越是遥远。当前须退一步才能进两步。我国宏观经济经历过九次重大调整，每*都是农村、农业和农民帮助国家扛住困难，使政府赢得调整经济政策的宝贵时间和空间。现在的第十次把农业卷了进去，为什么农业就不可以调整方向？不转变农业的发展方式和育种方向，我们的农业和种业就都要被困死。

　　越来越多的育种者都知道，不增加育种和生产的种植密度，便不可能继续提高产量。统计数据表明，以往建立在高杆大穗晚熟稀植基础上的虚假“高产”没有生产意义，直接损害农民利益，甚至给国家和农业生产帮倒忙。栽培专家可以很容易地在试验田里获得高产量，但要用新概念提高育种圃的密度和生产种植密度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转型过程。由于我国农业科技管理和种业结构的特殊性，玉米育种方向和种质基础曾经向后倒退，需要的转型时间会比欧美国家更长一些。现在育种方向、技术路线和种质基础都在转型，需要有一个宽松的品种准入管理，否则不能激发全国的创新积极性。我国育种创新面临的困难较多，要抛弃“模仿式”育种，必须先抛弃那些虚假的“高产”思路，依托创新型品种重建高产新概念，即在矮早密宜机收和资源高效率的前提下，建立中国玉米生产的新模式。过去的育种方向和栽培模式都需要重新审视，并做出取舍与改造。

　　以往的育种方向、目标和技术路线有些已经过时，有些甚至荒谬，长期选错了高产途径，而且至今还在错。“超级”已经不再提，又冒出“强优势”，既不符合植物生理学理论，也不符合数量遗传学规律，更不符合作物生产和育种实践。这些错误的理论和技术路线是科研管理体制和旧的品种审定制度逼出来的。孙世贤主张“精品战略”，却造出一大批高杆大穗晚熟稀植和低效率型品种。这类品种品质差，不适宜机械作业，收获指数低，适应不了现代农业生产，属于将被淘汰的品种类型。虽然新修订的种子法不尽人意，但我们应支持对品种市场准入所做的改革，毕竟释放了一部分科技生产力，促进品种升级换代。

　　了解我国品种试验和审定办法的缺陷，先要注意到试验田产量与农民实际产量有距离，而且，这个差距还很大。我们的育种研究需要从理论和技术两个方面予以改进。育种面对的*个理论和实践问题，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产量？答案明确，产量就是抗逆性！于是要改进育种的试验设计和实施方法，在接近生产的一般水平下筛选品种。有必要对目前的品种试验状况有个合理的评估与认识，改革试验设计与方法，然后再讨论品种审定要不要以产量为核心。

　　品种须适应机械作业，提高了品种的生产效率以后，我国玉米产业才能在新的基础上继续高速发展。利用产能过剩阶段放宽对品种产量的苛求，促进育种转型，属于“退一步，进两步”。当前大宗农产品产能过剩，正适合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会影响农业生产，却解放生产力，释放出种业界被长期压抑的创新积极性。在产品过剩阶段进行改革创新不会降低玉米生产的实际产量，却以新方式增加产能，增加了农民收益才能继续拉动生产发展。对这一点，多数人还需要经历一个认识过程。

　　品质是个大问题。*近三十年，玉米品种生育期普遍延长，脱水缓慢，收获时含水量高，机械摘棒和收获籽粒都会造成籽粒破碎、霉变率上升和降低质量等级，即使增产，却减少农民收入。玉米、水稻的某些品种产量很高，却没人收购。大量玉米长期库存，等待烂掉，而下游企业却喜欢进口玉米。许多大宗农产品都有这种现象。成本价格与产品质量合力，增加了去库存的难度。

　　我国农业生产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很大。今后必须保护环境、资源，寻求绿色发展，既是对子孙后代负责，也是对历史、对人类负责。农业学大寨时期的发展思路使栽培科技人员过分强调高产而忽视资源与环境，同时也误导育种方向，越来越背离可持续发展，忽视农民利益。改变这种状况须转变发展方式，并调整部分产能结构，正确对待进口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开辟符合国家利益的生产和加工基地。

　　部门之间对农业增长方式有不同理解，国家发改委强调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需要提升对农产品生产、库存和贸易的调控能力。于是要转变发展方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证明，这个思路正确；而以“产量为纲”或“N连增”的局部*化使我国农业生产只增不调，拖累着宏观经济蒙受巨大损失。

　　农民种植玉米的经济效益更是个大问题。粮食从种到收，经历许多管理环节。这些都需要计算投入产出效益。以前审定的所谓“高产”品种多数只在试验田里高产，到了农民田间并不高产！这种现象很普遍。栽培专家的试验田里玉米亩产达到1吨半，但到了农民地里远没有那么高，全国平均亩产仅400公斤上下。

　　科技人员应关注农民利益。以前国家和农民利益有矛盾，农村经济发展得不顺畅；后来用“农业学大寨”的途径去化解，仍然忽视农民利益。改革开放以后，农业政策和技术都须满足农民的利益要求。这表明国家需求发生了转移，我们的国力能够承担和必须承担对农业的补贴。科技人员和干部要有心理准备，未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必将发生根本性转变。

　　以往科技人员没有很好地重视品质和经济效益，但企业的水稻、小麦和玉米育种人员都开始重视。这是好现象，以“产量为纲”的*口号却对农业的市场化改革和种业界的创新苗头起到遏制作用。

　　玉米品种试验有三个关联数据很重要，分别代表品种的籽粒产量、籽粒含水量和每亩收入。显然，它们之间是线性函数关系，其中籽粒产量与收入正相关，而籽粒含水量与收入负相关。查阅美国各州的品种试验报告，某些品种试验产量略低，但含水量低，农民可得的收入较高，这类品种将越来越受欢迎。还有一些品种，籽粒产量高，含水量高，*后经济效益低，这类品种难推广，因为农产品价格低迷，农民越来越不接受这类增加投入环节的品种。现在，美国农民种玉米只要上烘干，一年白干，如果含水量较高，那就更赔了。

　　2016年，美国各州玉米品种试验组的平均含水量继续下降，*的试验组平均含水量14.2%。科技人员要重视收获时含水量。企业如果不理解，就难免放松育种要求。栽培专家要的“高产”不难达到，而农民欢迎、市场需要的高标准品种却很难做出来。非常难！

　　另一个因素是抗逆性。经过二十多年宣传推广，克服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大家终于认识到产量就是抗逆性。这是育种者需要明确的首要问题。我们的育种水平与跨国公司有很大差距，一个重要原因，不理解什么是产量，片面地理解为杂种优势，理解为“超级”，理解为秤杆子，却忽略了生理学研究成果，产量就是抗逆性的道理。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育种流程和试验技术还比较简单粗放，品种未经过逆境筛选，试验方法不能灵敏地检验基因型与环境的互作效应，不能较好地评估品种的抗逆性，或者对试验田过度管理而不切实际，等于忽略了逆境选择压，于是“超级”育种大行其道，扭曲了育种方向和技术路线。这是育种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在转型阶段，尤其要强调品种的抗逆性，但品种的试验设计和数据处理都需要改进。

　　国内品种试验的方法比较简单，过分注重土壤肥力和超量施肥，却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基因型与环境互作，这样选育的“高产”品种不真实。落后的育种理念和试验技术长期约束育种创新。现在好不容易为改革、创新打开一道门缝，不要被守旧势力重新封杀掉。改革育种方向和技术路线，不要因此而犹豫不决。修改种子法和改革品种管理以后，我估计不会因为少数人的保守而使管理部门向后倒退，但难免在育种方向上使一些对历史了解不多的青年科技人员发生犹豫和动摇，所以需要严肃讨论。

　　基因型与环境互作意味着必须注重品种的抗逆性。育种者须承认品种的缺陷和不足，意味着要改进试验设计与方法，理所当然地要重新认识什么是产量这个*原始的问题。并给出务实的科学回应。

　　采用先进的试验技术，需要资金支持，而国家和省区试的资金有限，达不到鉴定优良品种的全部要求。审定释放的品种只是表面好看，而实际并不高产，更不高效。这个问题应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交给企业去处理。这正是品种管理制度改革所指向的目标之一。要鼓励企业实事求是地培育市场对路和农民欢迎的优良品种。

　　科技人员，不管退休与否，都须到一线去调查研究。科技人员须站在改革与创新的层面思考问题。不管在岗时遇到什么烦心事，退休了就要心态平和，不能把改革和创新说得一无是处。前进中出现问题，要继续改革，不要走回头路。现在的改革实质上是改革以前的“改革”或以往“改革”派生的不合理现象以消除利益不平衡。这难免遇到*轮改革的获益者和利益集团的抵制。

　　退了休的老专家要理解和支持后辈科技人员的改革与创新，不要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更不要心存芥蒂，翻那些没味的旧账和振振有词地反对创新尝试，更不要反对自己并不在行的新知识和新领域。对自己不懂的领域尤其要慎重。